据旁听这次文代会的原44军部队文工团团员周翠翘女士（其先生戴碧湘作为南方代表第二团代表参加此次文代会。夫妻同会，一个是正式代表，一个是旁听者，这为会议少见，也是文艺界的一桩雅事）提供给笔者的资料显示，这个徽记除作为出席文代会代表佩戴的徽章外，还作为巨型会徽悬挂于中南海大门和怀仁堂会场中央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横幅标语之下（详见图片）。此外，该徽记还印制于大会的旁听证以及7月2日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独幕话剧（《反“翻把”斗争》《光荣灯》《工人舞》《爸爸参军》）节目单上（详见图片）。由此推测，这次大会所有悬挂物及印刷品均采用了这个徽记。文代会闭幕后，1950年3月出版了由大会宣传处汇编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厚达599页，完整地记录了这次会议，其扉页亦采用了此徽记。从此徽记中，既见证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和对新文化的尊重，又表明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标杆地位和普遍的文化、社会影响。据资料显示，与毛泽东头像并列的人物徽章，在其数十年领袖生涯中罕见，特别是选择了文代会这样一个特定的日子，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宴请文代会代表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场景
“走在一起”：原因之所在
至于为什么鲁迅与毛泽东头像能够并列并成为第一次文代会的徽记，其原因在于：一是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喜爱，二是毛泽东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人格的推崇，三是毛泽东对鲁迅“圣人”思想的敬重。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后，毛泽东不仅为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并题写“鲁迅先生之墓”，而且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发表演讲，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由此还概括了鲁迅“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的三个特点，并指出：“综合上述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泽东不仅题写校名、校训，而且还感慨题词。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高峰，即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甚至倡导：“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
说 明:
本文照片由戴碧湘（1918—2014）先生收藏，并连同其所有藏品（勋章、手稿、书画、信札、文献资料等）、藏书，于近日由其夫人周翠翘及其子女捐赠安岳县图书馆设“戴碧湘文献捐赠馆”。 戴碧湘，四川省安岳县人，革命文艺家、艺术教育家，《抓壮丁》作者之一。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任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党支部书记，1941年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剧务部主任，1963年任东方歌舞团首任团长，1974年任中央戏剧学院筹建组组长，1979年任文化部艺术教育局代局长。著有《戴碧湘诗文集》，主编有《艺术概论》《文化学概论》（上下集）等。 本文作者汪毅与戴碧湘先生交谊时间长达28年，曾写有《怀念戴碧湘先生》诗十首，发表于《四川文艺报》《晚霞》杂志。
2006年12月12日，本文作者汪毅（左）与曾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戴碧湘（中）
及第一次文代会旁听者周翠翘（右）夫妇合影（汪毅 供图）
写于2020年10月30日
